“名不正，则言不顺”，这不仅是个人的真理，也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法则。对于古代中国，尤其是强调文化传统与正统性的封建社会来说，王朝是否具有正统性，常常成为其治国理政能否持久稳定的关键。王朝的“正统性”往往是其长期统治的基石，任何“得国不正”的政权，常常被认为注定难以持久。例如，横跨亚欧大陆的元朝，虽然迅速崛起，但也在不到百年后便因民众起义而崩溃。元朝的教训仍然鲜明，清朝作为异族入主中原的王朝，面临着同样的挑战。为了获得广泛的认同和认可，清帝采取了不同的应对策略，尤其是在文化认同方面，采取了更为细致和高明的措施。
自孔子去世以来，祭孔仪式便在鲁国逐渐兴起，随着董仲舒提出“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”之后，儒家思想成为了中国古代社会的主流思想。孔子作为儒家思想的创始人，其地位逐步上升，成为历代帝王登基后祭拜的重点人物。然而，此时的孔子已经不再是纯粹的文化人物，而是成为了帝王用来约束士人的工具，成为塑造帝国正统性的重要符号。从那时起，认同并践行儒家文化成为衡量一个政权是否具有正统性的标准，也是划分“夷夏”之别的核心标尺。
展开剩余78%要体现对儒家文化的认同，并借此塑造政权的正统性，最直接的方式便是通过祭孔仪式。从宋代起，祭孔仪式便从地方性的活动，升格为国家层面的重大仪式，且由皇室直接掌控。在今天的眼光中，满族与汉族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的一部分，但若把时间倒回几百年，汉族视满清为外来异族，其合法性和正统性在百姓心中并未完全确立。正如元朝的经验，满清政权同样面临如何获得广泛认同的问题。尤其是推行剃发易服的政策时，曾遭遇强烈反抗，足见强制性措施带来的巨大政治风险。为了真正巩固政权，清朝决心从文化认同入手，而祭孔便成为了清初的重要措施之一。
顺治皇帝即位后，时任山东巡抚的方大猷向他提出了尊崇孔子的重要性，认为这是清朝建立正统性、加强文化认同的第一步。顺治帝虽然没有亲自参与祭孔，但从顺治二年至顺治八年，他多次派遣礼官前往孔庙祭祀，以此表示对儒家文化的尊重，并借此宣告清帝不仅是满洲人的皇帝，更是全中国的皇帝。此外，顺治帝还拨款修缮孔庙等祭祀场所，并提升祭孔的规格。这一系列举措表明了清朝对于孔子的崇拜，既是政治上的需要，也是文化上的合规。
尽管历代帝王重视祭孔仪式，但大多数皇帝并不会亲自前往孔庙祭拜，如同顺治时期一样，祭孔的仪式一般由礼官代表进行。唯独雍正帝突破了这一传统，他认为尊孔比尊崇自己更加重要，开始亲自前往孔庙祭孔，将自己与孔子平等对待。自此，清朝建立了皇帝亲自祭孔的制度，标志着祭孔仪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。乾隆帝继承了雍正的做法，不仅亲自赴孔庙，还实行了“二跪六拜”的礼仪，皇帝亲自向孔子“跪拜”。这一仪式虽然看似违背了传统的君臣礼制，但却体现了清朝对于祭孔仪式的至高重视，也是孔子所能享受到的最高礼遇。
祭孔在历代朝代中都是举足轻重的国家大事，而在清代，它的规格达到了极高的水准。这并不意味着清朝的统治者比历代帝王更加重视文化和礼制，而是因为祭孔仪式背后隐藏着复杂的政治意义。在古代中国，王朝的统治者不仅要获得实际的统治权，还必须获得“道统”的正统性。道统并非仅仅代表文化上的继承，更是道义上的认同，只有“治统”与“道统”并行，才能使政权具备真正的合法性。清朝的皇帝，尤其是康熙帝深刻理解这一点。他曾明确表示：“朕惟道统与治统相维，作君与作师并重。”他清楚地认识到，文化的合法性对于王朝统治的重要性，希望通过文化的正统性来巩固自己的统治。
乾隆帝是继康熙之后最为著名的一位祭孔皇帝，他不仅每年亲自赴曲阜祭孔，还强调道统与治统的统一，认为治统应当来源于道统，并将这一理念发扬光大。乾隆的祭孔之举，实际上是为了强调满清继承了中华文化的正统性，并且在文化上与前代王朝保持一致，表明清朝不仅没有割裂中华文明，反而是其延续和发扬者。
在几百年前的中国，孔子代表了文化的顶点，不尊孔子便无法获得文化的正统性。清帝因此在祭孔仪式上不断加码，甚至采取了“跪拜孔子”的超常规行为，以此来证明自己的统治合法性。然而，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发展，祭孔仪式的文化意义逐渐减弱，甚至有沦为地方性仪式的风险。这一变化反映出，文化终究是顺应时代而变化的，古代的礼制与文化符号在现代社会面临着深刻的挑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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